1993年，我和家人在卢旺达避难。1994年，我们回到布隆迪，我们发现我们的房子被毁了，我们建了一个小稻草屋。我们遭受边缘化，因为我们很穷。他们叫我们“俾格米人”。当时我16岁，我对社区里的这种歧视感到非常感动，我决定去找叛军士兵。
战后，我是复员军人之一。我嫁给了一个男人，我们生了四个孩子，然后他死了。
他死后，他的家人使我最痛苦;我丈夫的家人带走了我的4个孩子，把我赶了出去，因为我们住在家族的土地上。我开始喝很多啤酒让自己冷静下来。
现在，我从早到晚都住在酒店里;我是说我变成了一个酒鬼。在这个酒店里，男人发现我喝醉了就会强奸我。我试着戒掉酒精，但它比我更强烈。感谢你邀请我来参加这个研讨会，让我有机会分享我的悲伤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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